《黄询饶墓志铭》史料研究价值

《黄询饶墓志铭》书影        

《黄询饶墓志铭》由元末名臣、散文家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号玩斋，宣城人撰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全文虽仅500余字，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既记述了元末福宁州逸儒黄宽生平品行、际遇卒葬，也留存了他与门生袁天禄师生情谊，铭文兼具人物实录、地域史、社会史、文学史与宗族人物等多重价值，是研究元末福宁地区社会变局、文人处境、儒风传承与乡绅互助的珍贵第一手文献。其墓志铭具有以下显著史料研究价值。

墓志铭明确记载黄宽卒于元至正辛丑（1361），迁葬于甲辰（1364），精准锁定元末闽东战乱关键时间节点。至正年间正是元末红巾军起事、东南沿海兵祸四起之时，铭文所记“壬辰兵乱”与元代全国战乱的时间脉络完全吻合。既可佐证元末战乱向闽浙边蔓延的史实，又能佐证福宁州地方社会由安定走向流离、产业残破、民生凋敝的动荡时局，可与正史、地方志纪年相互校勘，弥补地方史志纪年简略的缺憾。

黄宽（1318—1361）字询饶，为福宁州翁潭里（今福鼎市翁江村）人，元末名儒。其出身仕宦世家，族谱可溯至春申君一脉，世系传承清晰可考。正史中元末闽东下层隐逸儒生多无专门传记，仅散见于《福宁州志》《福鼎县志》等地方史志零星记载，而这篇墓志铭完整记录其家世、父兄脉络、生平操守，填补了元末福宁州布衣儒士人物史料空白。同时铭文还留存了袁天禄、陈兴祖、张浩等地方名士事迹，勾勒出元代福宁州参政、乡儒、士人等人物群像，为完善闽东元代乡贤与地方精英的人物谱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铭文载黄宽“寡言力学，累荐不第，益刮劘为古文”，且著有《四书附纂》《时事直纪》等经学、时政著述，这为研究元末福宁州的儒学生态提供了关键线索：其一，元末福宁州儒学文风兴盛，民间布衣儒生潜心经学、深耕古文，形成独立的地域文学学术传统；其二，黄宽仕途失意而潜心著述，代表了元末东南隐逸文人以文自守、以学立命的普遍人生价值取向；其三，铭文由文坛大家贡师泰撰文，文辞古雅、章法谨严，本身就是元代碑志文学的典范。贡师泰的《玩斋集》是元末古文代表作之一，他肯为一位布衣撰写铭文，足以证明黄宽的文名与品行已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

此外，铭文的文学特色颇具研究价值：开篇以“命孰使之穷？身孰使之凶？孰丰其行，而啬其逢，而遏其终？谓天梦梦，孰义其封？”四句连问，将愤怒与悲悯交织，具有典型墓志铭的顿挫之风；文末以“方山如矩，有堂有斧”的安详之语收束墓地风水描写，体现了元代古文在继承唐宋传统基础上的巧妙变化。透过这篇铭文，可窥见元末古文在地方文人中的传播与实践路径，弥补闽东元代文学研究文献不足的缺憾。

墓志铭详述黄宽家贫无力营葬，门生袁天禄（时任行省参政，地方武装首领，后为明初开国功臣）感念师恩，主动出资买地、治丧营葬，将黄宽与父母兄嫂四丧合葬，为时人所推崇。这段记载生动呈现元末闽东地区尊师重道的传统伦理，更体现地方豪强乡绅承担社会公益、抚恤寒儒、主持乡里丧葬的社会功能。袁天禄身居高位，仍不忘启蒙恩师，以私人师生情谊切入，铭文还原了元代基层社会人际关系、礼教传承与乡绅社会责任的真实面貌，是研究元代基层伦理与乡土社会治理的鲜活史料。

至正十二年福宁地区爆发大规模红巾军起义，史称“壬辰之乱”。铭文所载“壬辰（1352）兵乱，避迁他所，归而尽失故业”“连遭父母兄嫂之丧，贫不克葬”，真实勾勒出元末乱世下普通儒士的悲惨境遇：战乱流离、家产荡尽、亲人接踵离世、寒门无力丧葬。这篇墓志铭以平民儒生视角，留存了底层士人流离失所、家道中落、生死无依的微观社会史，可弥补正史重朝政、轻民间的叙事局限，为还原元末东南基层社会的真实生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窗口。

黄宽作为元末福宁州隐逸名儒，品行耿介、安贫乐道、潜心经学，其人格操守与治学精神被时人推崇，后世将他与同乡理学名人高松并论，称二人“皆深造自得”。这一传承线索，正源于贡师泰铭文所奠定的“逸儒”形象——若无这篇墓志铭，黄宽的道德文章很可能随其逝世而湮灭无闻。

因此，这篇铭文不仅是一份史料，更是一份“历史记忆的塑造者”，它让一位生前生活潦倒的儒生，在死后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文化生命，为后世福宁地方儒学传承、家风教化、乡贤祭祀提供了文献依据，也为后世族谱修撰、地方人物志编纂与乡土文化研究提供了原始凭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文脉赓续与方志考据价值。

来源：福鼎周刊

文：黄宝成

编辑：葛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