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两会 |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剧烈的全球性结构性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直接导致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这波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的重创乃至停滞，西方发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尽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为资源配置中心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生产和消费大循环，产生了自身难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现断裂和崩溃之态。

与此相伴，20世纪最后十年，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为标志达到巅峰状态、以“市场万能”论、“政府失灵”论和“经济人”假设等理论装配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地在西方中心美国“触礁”，掀起一场震荡全球的金融大危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全面重挫。8年来，面对世界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新现实，以该理论为支撑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近束手无策境地，至今难以从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机风险……

从内部压力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中国也是国际金融危机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钢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3.1%，数据回归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8%的顶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开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几年前的比例水平，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难以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人类未来向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刘尚希认为，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怎么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在那里。”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刘尚希看来，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

世界看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总书记对此不但感同身受，更是身体力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胡鞍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的经济学学习和实践，被西方经济学完全覆盖，“回头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理论才是真理、才是基础。这一点，习总书记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东南学术》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的学术论文。当时，时值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这篇长达18000余字的论文，关键词就是《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他结合自己施政实践经验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结晶。

现在，阅读这篇当时流传不广的文章，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经济学“如日中天”的新世纪之初，作者娴熟而坚定自信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包容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发展智慧的气度，对如何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极具启示意义的独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实践，它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必须‘学以致用’。”

比如，“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采访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正是源于长期积累的深厚理论素养，和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全面建成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执政实践上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全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呈现出喷薄而出的活跃局面。他列举说：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

◎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

◎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

◎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田应奎认为，实践表明，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21世纪新生，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最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