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大凹山”

□刘辉凌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我生在“大凹山”，它位于秦岭南麓的北阳山下，海拔约1000米左右。人常讲，“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虽然那里贫瘠且落后，但我依然深爱着我那“大凹山”，那座生我养我的“大凹山”。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大凹山”这个地方山很大、路很窄、人很穷，是一个缺钱、缺粮、缺水、缺电的地方。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我读小学之前还是大集体时期，那会儿全生产队的人都一起吃饭、一起干活，谁家要是有点粮食想做顿饭还要偷偷地不让别人知道。一天我去晚了食堂没有饭，当时年仅四岁的我又饥、又急、又气，不懂事地把食堂伙管员老马大叔臭骂一通。但是这一骂还真管用，食堂为我单独做了一顿饭——拌汤，我吃饱了、高兴了，连蹦带跳地回了家。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我是在朱家沟初小读的小学，学校距离我家有两公里山路。家住在“大凹山”的半山腰，每天往返走的都是羊肠小道，遇到雨雪天就更难走。好在山下的几户人家都很憨厚善良，雨雪天总留我吃饭，我也从没客气过。在那个年代，每一点粮食都得从牙缝里省出来，请人吃饭很不容易。一天早晨快到上学时间了，母亲还没有喊我吃饭，邻居大娘问起来才知道原来是家里没粮了，大娘当时就把她端在手上的大半碗饭让我吃了去上学。这一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永生难忘。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在农村，学生下午放学后还要给家里干活儿。我不到十岁时，每天一下课就背上挎篮四处打猪草，有时还要推磨磨粮。打猪草是一个硬任务，一天也耽误不得。当时我人小没力气，挎篮绳子把肩膀磨得通红，两只小手被刺划得鲜血直流，雨水经常把两条裤腿淋得湿透，可就这样还得坚持。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叫朱家沟大队，约有百十户人家，四个生产队分布在阴、阳两面坡上，我住的是阴坡第四生产队。全大队农民的住房大都是茅草房，有瓦房的不到三分之一。就我们第四生产队来说，二十几户人家里只有四户人家住的是瓦房，我家住的是一间不到40平米的茅草房。这里平时缺水，各家都挖了一个大水坑蓄水，蓄水吃完了就要到山下两公里的地方去担水，一个好劳力一天也只能担四五担，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担水吃。“宁可给人吃馍，也不给人喝水”说的就是这里，真是水贵似油。因为穷，当年朱家沟的许多小伙子娶不上媳妇，本队的姑娘也都外嫁他乡。当地有一位段姓老师曾写了几句这样的顺口溜：“朱家沟呀朱家沟，鸟不飞呀人不走。走进咱们的朱家沟，不由得人儿发忧愁”，这是对当时朱家沟的真实写照。upd福鼎新闻网｜今日福鼎｜福鼎新闻信息权威发布平台

        到了80年代，中央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各家各户耕种，从此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朱家沟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家家户户先后将茅草房换成了瓦房。在政府的支持下，山里通了电，结束了用桐油灯、煤油灯照明的历史。近几年依靠党的惠民政策，绝大多数“大凹山”村民都迁到山下集中居住，纷纷建了大瓦房，有的还建起了三层小洋楼，我也在此建了三间砖混结构约200平米的平房。政府还协助农民把公路修到了山上，仍居住在山上的几户人家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再也不用肩挑背扛了。朱家沟、“大凹山”上的小伙子、姑娘们现在也有了经济头脑，许多都到北京、深圳、成都、西安等地打工，有的还当上了小老板，还有十几个人在西安开了羊肉泡馍馆，生意很红火。有人买了小汽车开到了家门口，有人还在城里娶了“洋媳妇”回来。“大凹山”早已是今非昔比：家家新瓦房，户户电灯亮；门前公路畅，水管进灶房；电视多频道，国事了解详；不缺吃和穿，花钱不用慌；日子比蜜甜，人人喜洋洋。这样说可不是吹牛，不信您就亲自到我那“大凹山”来看看，或许来了就不想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