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之辨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依照法律保护好文物的真实性？如何用公开透明的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和民主？

文/姚远

近日，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国际竞赛中，东南大学规划方案胜出。当地文化部门称《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2～2032）》方案将不搞假古董，但也表示方案考虑午门加顶、复建东北角楼。明故宫遗址如何保护，引起媒体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南京提出“坚持以文化为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在“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先人”的理念引领下，着力推进明城墙、大遗址、民国建筑保护，促进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2010年以来，南京先后出台《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法规的高度，突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那么，南京明故宫遗址规划，如何执行上述法规、规划的正确要求呢？

留下沧桑遗址的残缺之美

明代初年的南京宫殿曾极尽辉煌，是北京宫殿营造的范本。《明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明代迁都北京后，明故宫即逐渐残破，至南明福王时，明故宫殿宇已大半坍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烨南巡至江宁，见到残败的明故宫遗址大为感慨，作《过金陵论》一文：“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残壁矣！……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

清咸丰同治以来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落，多少千年文物毁于战火。特别是在1860年前后，在北京，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等三山五园；在南京，明故宫、明孝陵、报恩寺塔等大量古迹毁于太平天国内战。明故宫的遗址，同圆明园遗址一样，是19世纪中叶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见证，起着警醒国人的作用。如此看来，明故宫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早已定格为沧桑之感与兴亡之叹。

固然明故宫遗址是残缺的，但正如断臂的维纳斯，残缺本身也是一种美。保护好残缺遗址的历史真实性，人们可以抚摸规模巨大的台基柱础，仰望高大的午门、西安门、东华门，由这些真实的遗存想象出昔日明故宫的壮丽，生发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般博大而悠远的思古幽情。反之，如果以诸如“防渗”之类名目进行复建，搞所谓“加顶保护”之类的“穿衣戴帽”，在遗址上打造“21世纪版”新建筑，消灭的是历史的沧桑之感、艺术的残缺之美，剥夺的是后人在遗址之上与前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的权利。

因此，我们谈遗址保护，首先需要在理念上弄清楚：要保护的是历史上作为皇家宫殿的明故宫，还是现在的文物遗址？明故宫遗址本身就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明故宫被毁的历史是无法篡改的，昔日辉煌也是不可能重现的。遗址公园的核心功能是遗址保护，历史真实性就应作为保护的第一要务。为此，应当分清楚“遗址保护”与“建筑复建”之间的不同性质，不能借保护遗址之名行“复建造假”之实。

被毁文物须依法实施遗址保护

从法律上看，明故宫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遗址，它已是在历史上被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需报国务院批准。显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原址重建的“特殊需要”并无关系，没有必要改变文物原状。正如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遗址。”

复建午门城楼是几位建筑学家多年的愿望。在《关于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的意见》一文中，有观点呼吁“恢复午门两翼及城楼。目前午门城台上的柱础大部分都保留着，两翼已被拆去（估计毁于20世纪初）。可根据北京午门修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史迹保护：以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规划为例》一文建议“像宫城之起点午门，因为重要而且有历史照片，现在又城台大部存旧，所以建议复原”。

建筑学家对明故宫的研究，当然值得我们尊重。但学术上的观点和改变遗址原状的决策，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历史并没有给所谓“复建”留下确凿的历史依据。南京明故宫的木构建筑早在现代建筑学建立之前就已被焚毁，没有留下任何测绘和照片资料。即使根据北京故宫来“复建”南京故宫，也只能是一种想象和推测，而非原貌本身。

“防渗”也并非所谓“午门加顶”的充分理由。对午门城台的防渗可以有各种技术措施，但类似恢复城楼之类的“加顶”，则对文物原状改变甚大。2006年南京市文物局刚刚对午门进行过防渗维修，以确保排险成功。2000年国家文物局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规定，“凡是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已不存在的建筑不应重建”，“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值得讨论的是，如果午门结构安全，“加顶”的理由还存在吗？如果存在重大危险，“加顶”会不会对结构安全造成更为负面的影响呢？

雅典、罗马等许多世界名城，已经有了保护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国际经验。从技术上展示遗址，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可言。问题的焦点是能否遵从遗址保护的“真实性”和“最小干预”的国内外通行准则。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指出：“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

在遗址上重建已经失去的建筑，并无益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认知，也和中国文物保护的法律要求相冲突。各地已经有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教训。为此，2005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实施保护工程必须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坚决禁止借保护文物之名行造假古董之实。要对文物“复建”进行严格限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切实用到对重要文物，特别是重大濒危文物的保护项目上。

在各地考古遗址公园纷纷上马的浪潮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明故宫遗址何去何从，具有突出的示范效应。若南京故宫将恢复午门城楼、角楼，那么其他的南京古城门，以及中国各地的宫殿和城墙遗迹，是否都可以拿诸如“防渗”、“加顶”之类的理由，进行所谓的“复建”？

让文保决策在阳光下运行

面对各界人士对明故宫遗址命运的关注，南京市文化部门负责人对公众参与作出积极评价，表示“网友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和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并在以后保护规划中得到体现”，体现出倾听民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姿态。要确保明故宫等遗址得以科学保护，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至关重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中，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设计招标的公开透明。去年10月，有媒体报道南京计划国际招投标，打造明故宫遗址公园，但此后是否在政府网站等渠道公开发布了招标公告？而这次邀请三家设计公司中，有两家是美国、澳大利亚的公司。根据中国文保法律，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单位必须取得《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这两家外国公司的资质情况是否可以公开？

第二，专家论证的公开透明。专家论证应当遵循文保行业规范要求的回避制度，即“参加评审的专家不应同时也是项目的参加者，并且与评审事务无利害关系”。行政机关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专家意见是否可以实名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三，方案公示的公开透明。目前，明故宫遗址规划方案，已经在未经公示的情况下，进入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程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相关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建立公示制度，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依据《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应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明故宫遗址规划方案是否应依法立即举行公示？

第四，民意表达的公开透明。明故宫遗址保护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为确保公众参与和决策形成良性互动，可否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要求，举行规划听证会，通过听证确保公众代表同有关方面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平等、充分的质证和辩论？

南京有关部门投入一笔巨额专项资金用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体现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各地纷纷建设遗址公园的热忱中，为把这件好事办好，笔者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理念上，应当是在加强遗址保护和展示的前提下，将真实的遗址融入城市空间体系，让全体市民都能近距离地了解遗址、欣赏遗址，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二是要让遗址公园真正造福于民，很有必要通过公示、听证等各种形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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