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厝古民居，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其地处叠石乡库口村。

        据孙厝的老族人说，他们的始祖原籍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金乡城安业村。明永乐三年（1405），始祖调拔福宁州，担任军务要职，负责屯种，就是屯田生产粮食。作于道光二十八年（1849）的《孙氏宗谱旧序》录叙当时跋涉的艰苦：“来兹库口长岗岭，相阴阳，度原湿，僻草莱，住土地。筹画备至，定阙居，嗣后哉，或住斜坑、库口。无安者亦居，以利择人、以势分也”。“溯缔造之始，勤俭持家。至宣德（1426）时，广置田产，以迄我朝（清朝）”。“勤俭持家”这四个字反映了族人的美德，也是其家族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有了田地产业，到明末清初，已“颇得富庶”。但在顺治（1644）年间，由于山区和沿海流寇的骚扰作乱，使一度兴盛的族人遭受打击，人丁失散，异地徙居。

        四处漂泊之后，他们的祖上坐下来冷静地思量，与其在外头离乡背井，不如回到故里，虽然不尽富裕，倒也过安稳日子。乾隆辛未年（1752），部分族人毅然决然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重新寻找建造房子的宝地。他们终于相中大溪南岸、大山脚下这块地势，觉得此处有龙脉，况且前面有大溪水库镇住村口，这正是其家族子孙世代聚居的最佳所在，于是发动全族人开工兴建房屋。随后，支派绵衍昌盛，人丁越来越多，成了当地的旺族。

        五座古民居基本按线性挨次排开，相对独立又婵媛毗邻。封火墙由一块块溪滩石叠垒起来，随上又全部换成薄青砖来砌，墙体斑斑驳驳，曾经的壮观，转成破旧，涂满了沧桑、厚重。墙沿造型就像是草帽的一个横切画，中部高耸，顺次下垂，成弓状翘檐。每座古民居都设有一个回头墙，有的是两个，砌青石阶，台前碇规划的图案。开设的门楼，也有翘檐，正中是门匾，题上诸如“燕□照□”等四字短语，字迹随风蚀月浸，变得模糊，需细细分辨。大门古旧，有的干脆不再开合，透过门楼，可以看到里头天井的屋顶，青乌色的瓦片，竟相叠出。

        古民居墙道也是由大小不一的溪滩石铺成，依墙势而走，蜿蜒绵长。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劳作、生活行程中，墙路溪滩石已磨蹭的滑亮。穿过田地的那条石子路，可以步入这方古民居，沿墙路走一匝，有一段田园迂回的感觉，或者在墙角突然的转回，使古民居因了窄窄的墙道，弹奏出了幽静的韵味。古厝前的大溪上游是水库，雨季过后，岸上遍是堆积如小山包的溪滩石。族人就地取材，在墙路下挖砌排水沟，全部用溪滩石砌底、砌边、砌桥。雨水从山地里顺着护墙沟，经过厝下，引到大溪，形成一水映带。

        跨进青石槛，院内已然是落落大方的一块天井。太阳铺射屋檐，把光线投注到通廊、走道、甬路和左右的厢房上。廊沿和甬边由长条石夹持而砌，尽管人事更迭，它们还是保持着从建造那时起的状态。炊煮和焚香的烟气，在各个角度弥散，把柱子和壁板熏得发青，一切古香古色。厅堂正中可以悬挂牌匾，文革期间，古厝上有许多牌匾遭受破坏，或被盗流失。有文字记载的匾额就有：雍正五年（1727）的“阃节流芳”；嘉庆三年（1798）的“徽接陶孟”；嘉庆七年（1802）的“望重乡评”；道光十二年（1832）的“齿德兼优”；道光庚子年（1840）的“古处是敦”。 这是支脉繁衍、德行敦厚的标签，是他们祖上室内的一张张名片。

        孙厝族人在长期的山区生活中，体悟自然，寄情山水，或抒发怀抱，或假借景物，创造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宗谱收录诗歌《姚峰八景》，就是古民居历史发展中丰厚的一页记录。整个咏景的诗歌分为前八首和后八首，后八首是和着前者的古韵而作，内容和意境都有所拓延，包括“玉印明堂”、“梨园种玉”、“天马嘶风”、“象山古刹”、“双峰插汉”、“古室藏书”、“虹桥接岸”、“文山列榜”。诗的前面有百来字的“小引”，算是一个序言，文句为：凭古吊今，儒者信有深情，好异搜奇，骚人偏多雅趣。故太史公游览山川，赵文子穷观水浙，有以见山水之奇形怪状是供人之品题。虽云，吾道自有真，博涉非所尚，然而，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亦考镜得失之林耳。况好景当前，弃而弗取，不虚负大块之所假也哉。

        物换星移，生态环境不断改变，以上八景已渐消失。现在老厝也是一块褪尽色彩的躯壳，是一张无法再敲击出声的皮鼓。但创造的文化将经久弥香，越发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