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左右到西安，第二天傍晚五时三十分飞乌鲁木齐，一天之限，在遍地秦砖汉瓦隋唐余韵的西安，连仓猝两个字都用得过于奢侈了。
        华清池是一定要去的。导游小刘排出一日游线路，上午在华清池，下午游秦陵地宫和兵马俑，结束后即赶赴咸阳机场。“就玩这几个地方，时间还是够用的。”而所谓的够用，也就是浮光掠影地走几个景点，想停下来回味一两个历史细节，寻一寻些许蛛细马迹，更是奢望。
        时值盛夏，连日晴热高温。我所身临的这个地方，因为沉淀着丰厚非凡的文化和历史，让人感觉到另一种逼人的炽热。与骄阳无关，与攒动的人头无关，与透露着现代气息的古殿旧宫曲径温池无关，它来自于地下，来自于我们的心灵，来自于我们的一种仰望，来自于仰望之中混杂着的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思。历史经过岁月的冲洗，本来应该留下的是最纯粹圣洁的部分，比如曾在华清池演绎的那一场生死之恋，浪漫，张扬，炽烈，瑰丽，纯真，刻骨……用多少个美丽的词都不能形容，然而后人更多记住的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男人和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之间的故事。这本也未尝不可，只是真挚的爱被剥离甚至被消灭了，剩下的便只有情欲。
        诚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情欲从来是恒定的主题，却也从来不是唯一的主题。长生殿里的山盟海誓如果还不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一定可以做证。这场惊天动地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完全出于情欲，贵为天子的李隆基，“后宫佳丽三千人”可能夸张了，但不缺美女绝对是事实，除去已死的武惠妃，居然都不能让他动心。那么，能够让他动心的人，就一定有着非一般的美，就一定与他有着一份特别的情缘。仿佛命运事先就安排好了，又仿佛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人距离他并不遥远，然而这个人又已经嫁为他人妇，所嫁之人又恰恰是自己的儿子，一场注定不可能的爱情却最终成为现实。有解释说，严酷的伦理规范是南宋以后的创造，有唐一代，还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全社会对有悖人伦的行为还相对宽容。这种解释差强人意，而我以为或许与真相有一定的出入。如果当父亲的为了所爱可以强娶自己的儿媳妇而不当一回事，那么李隆基要夺得杨玉环，就无需走一段弯路，先让杨与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脱离夫妻关系，再把她送到专门为她建的道观当一名女道士，最后才从道观中迎娶入宫。真实的情况应当是，那些靠讨好皇帝吃饭、发达的人，他们一定是事件的规划者和实际操作者，他们以自欺欺人的思路和行为成就了一场旷世恋情，不是对爱情的珍重，而是对权力的屈从与依附。悲剧已经注定，尽管爱情不生发于情欲，却从一开始就和权力扯上了关系。在人世间，不纯粹的爱情大概是没有的，寻常百姓的婚姻，爱情之外，附加元素要简单得多，不寻常人物的婚姻，大多仅仅是婚姻，与爱情无甚关系，所以大多能保证平静和谐。现在，九五之尊的皇帝居然有了真爱，这样的真爱一定非同凡响。
        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李隆基，绝对不平庸不昏昧。他七岁时就敢于在朝堂之上公然顶撞权势熏天的武懿宗：“这是我李家朝堂，干你什么事？”要知道这时候是武则天掌权，李家被武家踩在脚下，李家人被杀得很是草木皆兵，所以武懿宗敢于因为小子李隆基冠戴齐整就来一声呵骂。二十五岁，他与姑妈太平公主合谋，发动宫廷政变，拥立父亲、唐睿宗李旦即位，自己当了皇太子。二十七岁登基当皇帝，因受制更受威胁于姑妈太平公主，又先发制人清除了太平的势力，实现了独掌大权。这两场政变，他的表现，当得上思维明晰慎密、决策英明果敢、行动雷厉风行这十八个字。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他任贤臣整吏治兴经济抚民生倡文教强军备，开创了国强民富、百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剔除开国奠基这一条衡量标准，就以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安康来对比，李隆基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曾祖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而对老百姓来说，那一个“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忆昔》）的时代实在太值得怀念了。
        这样敢决策能治国的高素质的皇帝，后来怎么会被诸如李林甫、杨国忠一班小人蒙蔽，以致于政乱国破、惶惶然凄凄然如丧家之犬？都说是因为“女祸”，然而史书中似乎难求杨玉环干预朝政的痕迹。如果说有，也就是衔土劝止李隆基以太子监国、率军亲征安禄山一事了。她应该没想到皇太子监国可能威胁到杨家人的身家性命，她似乎也从来就不曾与太子有什么过节，只是她的那位依靠她飞黄腾达的族兄杨国忠，做尽了坏事，又不知道何时与太子结下梁子，担心太子监国可能出现的后果，于是扯上一大帮杨家人哭请她出面向皇上陈情。即使这件事本身，她的思想与作为与普通百姓无异，只是想保全亲人，也没有别的更大的野心。她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的女子，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寄养在地方府衙里当小吏的叔叔家。想必叔叔对她不差，才成就了这样一个“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旧唐书》）的小家碧玉，才有了日后的杨家得以鸡犬升天。尽管天生丽质，也未必能进入皇帝的眼帘；尽管艺术天赋高，没有后天的培育，大概也只能是潜在的天赋，不能成为被奉为“梨园祖师”的音乐天才的李隆基的知音；如果杨家人当初对这位孤儿多一些欺凌，她会心存怨恨，即使不愿施坏，大概也不会让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沾自己的光。这样的家境出身，这样的成长环境，注定她只能成长为一个小女子，而不能成为野心家。事实确实如此，她仅仅是一个生活中的女子，生活在爱情中，生活在男人的宠爱中，生活在繁富华丽的物质中，生活在女人固有的虚荣心理中；她不曾走到社会生活的前台，除了和男人到华清池洗浴、玩耍、取乐，除了因为两次触怒了皇帝被遣回家与亲人们呆了几天，她一直就生活在庭院深深的后宫里。她没有政治野心，所以在皇后位置空缺已久，自己受尽恩宠形同皇后，仍然没有向皇帝提出要当皇后的申请。她只要一个爱她宠她的男人，或许她为了拥有男人持久的宠幸动过一些心思玩过一些小把戏，比如娇嗔赌气比如提一些让人为难的要求，那又有什么呢？难道这些可以增加爱情生活甜度的小动作也算是过错？甚至为了吃到鲜荔枝不惜使用国力让八百里快骑日夜奔命从广西到西安，那是她下的命令吗？《旧唐书》说她“智算过人”，《新唐书》说她“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其中所谓的智算，不外是一个聪明女子的小小心机，就像她第二次让老李皇帝生了气被遣回杨家，以一句“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旧唐书》）为言削一束青发托人送给老李，让老李“见之惊惋”而召还回宫重新得到宠幸，这便是所谓的智算了，她何曾去算计别人伤害别人？她真真确确只是一个小女子，远远没有那些有意无意被裹进政治漩涡的伟女子们的大欲望大志向大作为，把亡国的责任归疚于这样一个小女子，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其实早在当时，有识之士就对“女祸”败唐提出异议，唐末诗人罗隐诗《帝幸蜀》写李隆基的后代唐僖宗李儇避黄巢军入蜀一事，“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同时代的诗人韦庄诗《立春日作》写了同一件事，“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同一件事让他们想起了相同的一段历史，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诗中的“阿蛮”是杨玉环的小名，妃妾是杨玉环的身份。他们都认定，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年内的“安史之乱”，杨玉环没有责任。
        真实的情况或许是，励精图治了二十多年的李隆基，他觉得有点累了，他想好好地享受享受生活。他是皇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艺术家天生的浪漫气质尽管因为政治的需要被长时间掩盖，一旦政治压力放松，便迫切希望展示。他要用艺术的方式享受生活，而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方式，享受生活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艺术生活更离不开知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瓓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他终于找到了“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新唐书》）的杨玉环，这便是他的知音了。对于艺术家李隆基，这实在值得庆幸！然而不幸的是，他同时是一位皇帝，他不能只沉缅于个人艺术生活和爱情生活，他的肩上还担负着治国兴邦安天下的重任。皇帝也是人，他很容易就成了艺术和爱情的俘虏，他的思维空间已经满负荷，容不下天下、国家和人民这些大主题，他只能将这些主题委托他人去思考去操纵。一个沉缅于享受的人，他的目光已经有点迷糊，不太能分辨得清是非忠奸，他的情感也更个人化，待人接物办事处世渗入更多个人感受。而一个人一生之所认识的人，既有仁义忠信之士，也从来就不少那些奸佞卑鄙的小人，判别全凭自己的一双眼光和一个脑子。当一个人品低下、又善于投机取巧名叫李林甫的政客成功取得李隆基的信任，并消灭了朝廷中以张必龄为代表的忠正耿直的势力，成为主宰朝政的唯一力量，可以预知，一个主暗臣奸、政乱国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大唐帝国最辉煌的一页要谢幕了。
        沉醉于甜美的爱情生活之中的李隆基还未完全糊涂，所以能一眼看穿李林甫为构陷太子而指使别人编造的一套谎言，说，“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旧唐书》）看穿谎言的他却看不穿了阴谋家的包藏祸心，耽于享乐的他实在无意花更多心思去辩别身边人谁正谁邪。不肯动脑筋，完全依靠主观情感，很自然就产生了爱屋及乌的心理。爱是情感，表达爱总是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金钱美女名声官帽爵位，偏偏皇帝最不缺乏的就是这些东西，于是大方地送出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姐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这样，一个名叫杨国忠的无赖凭借裙带关系继李林甫之后爬上了宰相的高位，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林甫把持朝政二十年，把李隆基辛辛苦苦积攒的家底糟蹋了差不多了，又让胡作非为的杨国忠再来闹几年，终于引发了一场事关大唐帝国命运的内战。公元七五五年十一月初九，胡人出身，饱受李隆基宠信，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感受到来自杨国忠的威胁，以清君侧诛杨国忠为名起兵造反。“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沉睡在美人窝里的李隆基被惊醒了，他的反应够迅速，立即调兵遣将，堵截围剿，然而还有点儿醉眼迷离，不怎么把叛军太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厚养千日之兵早已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根本不能承担一时之用。加上那个除了搜刮民财、构陷他人、和自家姐妹乱搞两性关系之外没有一点治国领军本领的杨国忠在身边聒噪，几员有经验的将帅所采取的正确战略不但没被采纳，甚至还把他们给砍了脑袋。叛军虽然在一些地方遭遇了坚决的抵抗，总体上是一路势如破竹，直到打进京城长安，把李大皇帝的温柔帐幕给彻底撕毁了。
        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李隆基带着有限的几个人在羽林军的护卫下仓皇逃出长安城。连把皇子皇孙们召集齐全再走都来不及了，更何况文武大臣和后宫嫔妃们。杨贵妃和杨国忠在行列中。从来就没想过吃饭会有什么问题，加上走得太匆忙，没储备一些干粮什么的，结果当天中午，李隆基平生第一次饿肚皮了，居然就落得向当地百姓要饭吃的程度。还好百姓还念着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让他们过了几十年好日子的可怜皇帝，一听说皇帝饿着了，急得很，大家争相献食，才解决了一班人的吃饭问题。终于走到马嵬坡，羽林军不走了，干吗不走？窝气，这好好的太平盛世，谁给弄得乱七八糟，搞得大家不但丢了好日子，还要饿着肚皮逃命？不敢怪皇帝，大家把全部怒气发泄到杨家兄妹身上，一阵乱枪就把杨国忠给捅了。捅了杨国忠，想起还有杨玉环，皇帝还宠着，哥哥被杀了，她总不能无动于衷，时来运转，向皇帝进个话，大家的身家性命肯定保不住。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强烈要求皇帝把杨玉环也解决了。凄风惨雨之中，年过半百的李隆基就怎么舍得下善解人意的一生至爱？《旧唐书》说他马上就命令杨玉环自尽，我不相信，我相信诗人的感受与想象：“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骚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身为帝王，却不能挽救自己的所爱，曾经果敢决断的李隆基，这时显得如此无奈，如此脆弱。他从来不愿也不能将亡国的责任归到杨玉环身上，他甚至相信杨玉环的死完全是为自己背黑锅，当一路风尘仆仆到达蜀中时，他以一份宣诏，用几句简略的话概括了自己在位以来的经验与教训，话是这样说的，“我上任以来，一直都小心谨慎，勤勤勉勉，心里装着老百姓，出了一个小问题，也要归罪于自己。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小康社会。与人相处推心置腹，从不怀疑猜忌。然而却遇上了那些弃义背恩的乱臣贼子，祸害百姓和国家，这都是因为我的不聪不明的过错啊！”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李隆基不失为一个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经历了家破人亡、颠沛游离之苦的他，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当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的消息传来时，他明智而果断地给予承认、册封。说心甘情愿退位，显然不真实，他对自己的处境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应该对国家的动乱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真爱的纯粹与圣洁，不在朝朝暮暮，死别之后的无尽相思，天上人间的铭心刻骨，才是这场爱情大戏中最美丽的情节，尽管如此悲苦、凄切。没有人不愿意相信诗人白居易的天才演绎，没有人不相信，杨玉环不死，她永生在蓬莱宫中，始终在“回头下望人寰处”，为“不见长安见尘雾”而长痛不息；也没有人不相信，杨玉环的信念“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人们早就创造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神话，既然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即使只是在梦中，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把相会的日子定在七月七日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华清宫里的长生殿，当年的海誓山盟至今还声声在耳，如今，在夜半时分，那一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难道仅仅浸透着两人的绵绵长恨吗？不，它应该还寄托着普天下所有有情人对真爱无时空之限的强烈愿望！
        （文中引语所标明出处外，均引自白居易《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