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志士从来心胸坦荡，真正的勇士从来无所畏惧，真志士就是真勇士，他们永远不会被遗忘。尽管这样的人太少，但是有限的几个也就够了。人类和历史并不强求人人都是大丈夫，只需要大丈夫精神长存人心。人人心里都有大丈夫，人类才可以继续成其为人类，而不至于退化为兽类；历史也才有理由继续下去，而不至于因为文明的沦落而仅仅是一堆文字符号垃圾。是有限的几个真志士真勇士，传扬着大丈夫精神，同时把这种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赖于存在的精神根植到每个人的心里。
        谭嗣同便是这有限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生他的死，表现得更激昂慷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写下这句千古绝唱的文天祥也是一个怀必死之心的志士勇士，他哭过痛过，呼号过抗争过，热血也已洒过，然而国还是被攻破家也已被灭亡，剩下的只有一死以殉国，所以一曲绝唱中无法掩盖着无奈与绝望。谭嗣同不同，尽管国家风雨飘摇，民族岌岌可危，然而还可以图存进而可以图强，希望在变革；习惯于因循守旧的社会需要一剂猛药，这剂猛药要以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为药引，一心只图富国强兵不惜死的谭嗣同注定要做这样的药引，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愿逃命，他鼓励同志离开中国，保存革命火种，自己却选择了留下来，他要以自己的死唤醒更多的活着的人，他把希望寄托在活着的人身上，所以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国都，晚清的北京，尽管风云动荡忧患重重，想必依然繁华；然而繁华的国都又从来不缺乏血腥。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微缩了国都的繁华与血腥的双重性。顾名思义，菜市口自然是一处类似今天的农贸市场之所在，它确实是一处菜市场，在金代就是北京城北片区的三大市场之一，又历经元明，数百年间，这里一直就是京城百姓的“菜篮子”。常识告诉我们，菜市场四周总是商铺林立，生意人精明，知道菜市场是千万家庭谁也要来消费的地方，人气旺才有生意兴，所以纷纷前来租房购房，开店做生意。爱热闹又是人的共性，市井百姓如此，富绅大商达官贵人以及文人骚客也不例外。这一带遗留着众多名人故居便是一个明证。喧闹、芜杂、充满市井生活气息，这样的场所特别能让人感到社会生活的温热，感到一种特别的和谐与安宁。却不曾想它居然又是一处刑场，空气中还弥漫着鲜血的腥味、飘摇着横死的灵魂，深夜里或许还隐约听到屈死者的申诉，梦里见到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鬼头刀、见到一束喷射的鲜血、一堆被砍落滚动的头颅、一双双怨怼的眼、一块块无头的身躯，看到一缕缕魂魄曲折如线在头顶飘升，甚至看到戴着高帽、垂着红舌、手持招魂幡的黑白无常与冤魂在拉扯。想到这些，心便很不自然，走过菜市口，突然就觉得脚步有点迟滞，心空有点灰暗，与原先被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店商品、浓厚得化不开的商业生活气息刺激之下勃发的欢快而躁热、明亮又酣畅的心情完全不同。
        菜市口之所以成为刑场，就因为它的繁华热闹。死刑固然是对罪犯的最极端惩治手段，同时又是威迫震慑更多人的工具，比杀鸡给猴看更一层，是杀人给人看。所以执行死刑公示于众，对于操权者来说，要比对一个人执行死刑本身要重要的多。人流量大、人气极旺的菜市口理所当然要成为统治者刑杀人犯的理想选址。四朝国都北京，从来就不乏刑场，蒙元时在柴市，不肯降元的文天祥就是在这儿被执行了死刑；明代在西市，也就是今天的西四，朱明王朝的“两座长城”于谦和袁崇焕的死难之地；清兵入关后的首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看中了菜市口，这里从此便成了有清一代的杀人现场。这三处，之所以成为刑场，就因为都是京城顶顶繁华顶顶热闹的地方。轻生重死的中国人向来敬重死人，薄养厚葬是一个表现，慎终追远更是一种准则。这样的传统，仿佛可以说明中国人是尊重人的生存权的。真实情况却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杀人，成千上万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还不到寿限的、身体还很健康、甚至还很年轻的大活人被人用种种手段弄死，一边大喊大叫着以发泄心中的快意，这实在触目惊心，让人顿生彻骨寒意。或许有为英雄的大义凛然喝彩，然而浅薄的、兴奋的喝彩本身又能说明什么？至于更多人，不过是为了闻一闻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杀鸡杀鸭屠狗屠牛的血腥味道，为了看一看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是如何在瞬息之间消失而已。菜市口杀人之后，街面上重新铺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地，盖住那些血迹，人们重新在上面摆上菜摊肉摊做生意，人们重新在上面来来往往，挑拣着商品，和商贩们讨价还价，刚刚发生过的杀人故事很快就被遗忘，刚刚还亢奋着的情绪也已经寻不到踪迹。没有什么比杀人更残忍的事，没有什么比千万人兴奋地看着残忍的杀人过程而无动于衷更残忍的场面，没有比目睹残忍的杀人过程很快就抛之脑后更残忍的社会心理，但是这样的残忍，偏偏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清末的许承尧，写了一首《过菜市口》的诗，诗曰：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诗人为何而悲，是为被剥夺的生命，还是为欣赏生命被剥夺过程的人？
        谭嗣同却选择了以死来惊醒世人。这位血液里流淌着浏阳河水的志勇之士，他出身于官宦家庭，饱读诗书，接受严格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从中汲取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格里最精纯的元素：敢于为国家为大义而死。生于晚清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他又不同于他之前的仁人志士，他学汇中西，视野开阔，他面临的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饱受强敌欺凌的现实，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积贫积弱的根源之所在，这就注定了他的死不是死于一个政权，不是死于一姓之国，而是死于改变甚至颠覆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权，死于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他心无旁婺，全部的心事就在救亡图存，他游历四方，博学精研，著书立说，一心寻求强国富民的良法。他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名号手，是维新变法的排头兵、前线指挥员和闯将。当他来到光绪皇帝身边，体会了这位有志于变法图强的皇帝的心愿，他仿佛看到了拯救国家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曙光。他是年轻，年轻才热血澎湃，他未必看不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力量之强大足以摧毁他们的所有努力，他不因为困难而中止他们的事业，尽管他的事业几乎注定要失败，他相信失败再失败的后面，会有成功的一天。为营救变法，他深夜暗访袁世凯，可惜这位未来的窃国大盗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一个丑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不但没有履行承诺挺身而出，而且扮演了无耻的告密者的角色，从而直接导致了一场以囚禁变法的皇帝、杀戮维新人士、消灭改革势力为主旨的政变，完全埋藏了谭嗣同和他的同志们的伟大事业。谭嗣同可以离开中国，远赴日本，让自己活下来，再徐图东山再起，但是他看到了国之所以不昌、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又一个根本的原因：受益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实在太麻木了。他要用自己的死亡唤醒国人，唤醒这个社会，所以他选择了死。他是这样说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抱着必死的信念，从容赴难，临刑时，犹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什么是真勇士？谭嗣同就是了；什么是真志士？谭嗣同就是了。勇来自于志，志支撑着勇，菜市口至今还在为谭嗣同喝彩，当初或许有些浅薄和市井的俗气，但是时间会洗去表面上的味道，让内在的闪光的灵魂在人心里显露，人们在死者伟岸的身躯前仰望，思想却游动于英雄的气迫、胸襟、意志、激情之中，于是肃然起敬，于是英雄的身躯在心目中越发高大起来伟岸起来。
        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和他的生死战友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被胸前背后画着一个大大的“勇”字的兵丁从京城的顺天府大狱拉出来，装进囚车，缓慢地咣啷过鼓楼，穿甘石桥，出宣武门，经校场口，来到了他们的人生终点站菜市口。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菜闹口更是人山人海。有无赖乘机从暗处伸手，瞅住大姑娘小媳妇的某些部位狠狠掐了一把，或者有两根指头准确地插入哪位先生的腰包，轻轻地一抽，就赚来了数块铜板一叠钞票。被揩了油的被偷了钱的便大声叫骂，旁边的人跟着起哄。那些讨生活的小商小贩，磕磕碰碰推着小板车、提着小竹篮，高声叫卖着吃的用的玩的东西；还有在人群中钻来穿去的小孩子，被夹住了被压住了被撞疼了，尖锐地叫着，哭着。酒馆饭店，在自家门前摆上长桌，上面铺盖红绸，排着一列大碗，碗里是呛味的烈酒。囚车小停片刻，店家端起一碗，一步跨到囚车跟前，车里的人一仰脖子，一碗烈酒冲进喉管，直穿胸腑。于是人群中刹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据说六君子中谭嗣同表现最为英勇，始终昂首傲视，毫无惧色，有店家送酒来，总是一仰而尽。有无趣店家将酒洒到六君子身上，观众居然也慷慨地送上一阵叫好。自然也有为志士勇士叫屈的、垂泣的，有肃静的敬佩，有无奈的叹息，有对祸国杀人者的切齿，有忧国忧民的沉思，然而更多的叫喝却是无聊的起哄、无知的亢奋，以致于在菜市口，满身横肉、赤裸着上身的刽子手磨刀霍霍，又炫耀般地把鬼头刀抡一圈两圈，也能赢来满场喝彩。
        百年老店鹤年堂门前早已搭好了刑台。这家创办于元末明初的老字号药店，镇店之宝“鹤顶血”其实是一种药效出色的麻醉药。掌柜王圣一敬重六君子，不愿意看到志士们承受鬼头刀之痛，然而当他将六碗“鹤顶血”分送到六人面前时，却被一一拒绝了。这是万物肃杀的秋天，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仿佛上天希望让真志士真勇士看到天道温暖的一面，让他们在离开人世时仍然相信牺牲的价值，从而了无遗憾地结束年轻而圆满的人生。最先受刑的是康广仁，他想说什么，但是押解人把勒在他脖子的细绳一拉，之后刀光一闪，志士的头颅就滚到了地上。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但是他的即将继他受刑的和隐藏在观众中的同志们，他的还在他乡避难一时的同志们，他的还在各地用各种方式抗争的同志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谭嗣同第二个上场，他幸运地张开口，他质问监斩官刚毅：“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他在鬼头刀落下的瞬间，喊出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位在短短的三十二年生命中为推翻旧制度改革旧中国奔走呼号、著书立说的人，这位有剑胆琴心之称和好侠任义之名的书生，即使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如此与众不同。如果说在他之前的志勇之士更多的是死于一种观念，或为忠君，或为殉国，那么谭嗣同则是死于理想，他是为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死，是为蓝图中的大同世界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的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走向的一个界标。从他开始，为重造社会的大理想而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和精神操守的新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