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满州人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国、主宰华夏的大业，对于范文程，历史和人心又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这个为满清的开国创业殚精虑绝并建立不朽功绩的汉人，绝对是一等一的大能臣，却也洗不掉大汉奸的身份嫌疑。据说他曾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可见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很矛盾的。女真人原本就是大明帝国的子民，他们起兵反抗中央，最初并没有替代明王朝的野心，最多也就是想搞搞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范文程们的目光要远得多，志向也要大得多，他们极力怂恿鼓动女真人要胸怀大志、放眼全中国，直到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取代朱明政权。他们的这一作为，一定有为自己正名的考虑。在视改朝换代为历史常态且信奉成王败寇的中国，一个背叛国家的人，他最大希望是自己所效力的势力最终成为国家的新主人。这样，他所服务的仍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解脱自己、才可以洗涮叛国之嫌。
        中国人的国家概念向来比较模糊。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大地常常因为分裂而出现多个国家并存的局面，所以国家是一个领土不能确定的概念。同样模糊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概念，众多不同种族在长期的争斗与融合中基本上分不出你我，以致于在族源认同上大家竟来自于同一个祖先。然而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线，大一统的中国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命名这个更大的范畴，那就是天下。这个天下，又是一个外延可以无限广大的概念。有志于天下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们的最高理想，谁能让他们实现理想，他们就依靠他，为他服务。这或许就是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汉奸数量特多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汉语中才出现汉奸这个词；而且它的本来意思，是指汉族人的奸细，当时的情况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当地的汉人和少数民族联手对抗这一政策，这些汉人就被朝廷骂作汉奸。可见这个汉奸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汉奸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以汉奸指称那些勾结侵略者谋取个人私利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从而使汉奸一词完成了现代汉语意义上的命名，则直到西方列强用鸦片和枪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时。为什么汉奸这个词出现得这么晚？为什么汉奸直到清末才具有了现代汉语的意义？因为过去中国人不认为投靠异族人或敌对政权、势力有什么不对，最多被视为不忠罢了。然而儒家教义本身对“忠”的阐释又有点儿矛盾，一会儿说要“忠君”，一会儿又说“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评武王伐纣的话），你说让深信儒教并以儒教为谋生手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怎么办？
        天下的外延尽管可以无限广大，但必须有一个中心。范文程时代的天下，和之前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相当，大约等于全中国，不是一个建州卫，也不是整个辽东。赫图阿拉、辽阳和盛京沈阳，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所使用过的国都，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不是天下的中心，天下的中心，是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谁据有了北京，谁才是天下的主人。范文程要洗脱自己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罪名，就必须帮助女真人占有天下的中心北京，使女真人融入祖国，使女真人重新成为祖国人民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只是背叛了朱家一姓，背叛朱明王朝，而不是背叛祖国，更不是背叛人民。
向北京挺进！范文程向缺乏远大理想的女真人输入这样的意识。
        范文程决定投靠努尔哈赤时也许还没想到那么多。我只是有点奇怪，他怎么就看中了努尔哈赤呢？出身名门仕宦的他，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虽然朱元璋做皇帝时因为六世祖范岳出了点问题，全家人从祖籍地江西乐平流放到东北的沈阳，从此在沈阳定居，但是到了他曾祖范锪这一代，又出了一个大官，范锪进士出身，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他的儿子也就是范文程的爷爷范沉也当上了沈阳卫指挥同知。出身于这样一个汉文化修养一定很深厚的汉人家庭，而且本人又是饱读诗书的汉族知识分子，却在努尔哈赤的骑兵打下抚顺时“仗剑谒军门”（《清史稿》），很主动地投靠了开化程度不高甚至还有点野蛮的女真人。即使看到了朱明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前程托附于雄起于一方、以杀戮起家特别是对当地汉人怀有偏见、恣意奴役残杀的努尔哈赤，似乎也很没道理。而且从范文程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可以确认这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从有关史籍中可知，他虽是儒生，但相貌堂堂，身材魁伟，打仗时临阵不惧，敢于奋勇冲杀。有一次随皇太极攻打明朝都城北京，部队被明军包围了，范文程率部死战突围，挽救了全军。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汉族士大夫，怎么可能做出苟且之事呢？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范文程投靠努尔哈赤，是因为自己在朱明政权中不能得到重用，于是想另攀高枝，希图一展才华与抱负。可以成为理由，如前文所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国家与民族意识不太明晰，他们更看重的是“平天下”。只有这种解释了，虽然努尔哈赤与他的女真民族在进化方面还很不能让人满意，但努尔哈赤本人应该还是表现出了雄才伟略的一面，范文程大概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赌注押在了努尔哈赤的身上。
        关键是，范文程从二十一岁投靠了女真人之后始终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能。这固然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他的信任与重用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确实不是一个苟且之人。努尔哈赤任上，重大战役他都随军出征，并参与决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大炮打伤致死，皇太极继任，范文程的作用更大，他随军冲锋陷阵，策反明军将领，制定作战方案和典章制度，研究确定国家发展战略，调和化解宗室矛盾，荐举贤能之士，这些事每一件都事关国家命运，他都尽心尽力力求做好，而且也确实做得很好。所以深受皇太极的宠信和倚重，“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各国敕书，皆出其手”；他也在女真贵族中赢得了声望，汉军八旗初编时，“廷议首推文程”任旗长，但是皇太极离不开他，要“资为心膂”，但总要给人家一个职务，不能总是私人秘书，于是成立内三院，范文程被任为秘书院的大学士，成为清廷的文臣领袖，相当于宰相。顺治帝福临即位之初其实只是一个傀儡，他的叔叔多尔衮才是真正的老大，这个人显然有篡位的野心，而且又有不少实力派宗亲支持他，功高名大且忠心耿耿于皇太极的范文程在多尔衮的眼里应该是篡位的一个很大障碍，所以这时的范文程日子不太好过，先是因为一场宗室内乱使他险遭灭顶之灾，之后与多尔衮同出一母穿同一条裤子的亲王多铎居然色胆包天要抢范文程的老婆，虽然事情后来得到了妥善化解，但从中很可以看出范文程当时的处境。然而即使处境险恶，范文程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就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煤山上吊，明大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向清人借兵与李自成决战的紧要关头，女真贵族们在为要不要出兵、有没有能力一统中国而犹豫不决，范文程的一折奏章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心和决心。范文程正确分析了时局，得出了清军必胜的结论，并且分析了可能影响清军取胜的几个重要因素，提出清除这些因素的主张。这是一个战略家的眼光，这个战略家在清军占领了北京之后昼夜操劳国事，同时又贡献了几个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诸如厚葬自杀的崇祯皇帝、废除明末横征暴敛的财税政策、开科考士等，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杰作，从而使饱受李自成农民军之苦的朱明王朝的臣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为新生的满清政权争取了很大一部分民心。
        为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卓越贡献的范文程始终是谋求篡位的多尔衮的心腹之患。聪明的范文程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不肯牺牲气节背叛年幼的顺治皇帝投靠多尔衮，又不想对抗对方自寻死路，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托病不上班。这点也可以证明范文程不是个见风使舵的趋利小人，托病不上班以避害，可见他虽然不是墙头草，明哲保身那一套还是用了。还好多尔衮不久就死了。是爷爷和老爸的旧臣，而且一直对老爸忠心耿耿，顺治皇帝对范文程自然是十分器重，对他在多尔衮执政时的一点小过错根本不放在心上，范文程得以重新出山，尽自己之所能辅佐年青皇帝。但这时的他已经年届花甲，而且这几十年确实累得很，身体很可能因为过分劳累出了不少问题，尽管有心继续为国分忧，身体精力已经不能胜任，于是只好向皇帝申请退休。
        康熙五年，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一代名臣范文程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站。皇帝赐葬、亲撰祭文，送给一个评价极高的谥号“文肃”。多年后，康熙皇帝又亲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范家祠堂的横额。身后极尽哀荣的范文程，是能臣，还是汉奸，他自己已经不再关心。所幸的是他效力的满清政权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华的大业，中国还是中国，中华民族还是原来的中华民族，满清人也重新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尽管是以成功的反叛者的身份回归。
        当中国人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有点不知所以的时候，范文程之后的社会精英们才发现天下实在太大，“平天下”的志向太不现实。而且从天下的另一地方而来的强大力量显然不是为了改变眼前社会的不良状态，而是为了掠夺资源和财富，甚至消灭自己赖于生存和展现人生价值的这片家园，中国人才发现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所在。这实在是自己、亲人们和子孙后代赖于生存的家园，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为每一个中国人展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不但要珍爱，而且要全心全意加以保护。只有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有共同的珍爱，只有有着共同的珍爱的人，才能同心戮力保护共同的珍爱。这就是国家，这就是民族。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概念终于明晰了，这是一块有明确的地理边缘的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道德取向共同的文化观念甚至共同的社会情感，土地与人早已经融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了。然而还有人勾结外来恶势力戗害自己的同胞，损害自己的祖国，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是应该被永远唾弃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