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英雄，多慷慨悲歌，明末清初，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以一死报国家的决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其中有两位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将军十分相似，一位是坚守扬州城的史可法，一位是守护福安城的刘中藻。

　　史可法，河南开封人，明崇祯元年(1627)中进士，他幼年时曾冒着风雪到大兴去赶考，住在一个野寺里，恰巧学使左光斗视察学政，也到此避风雪，遇到史可法，看见他所写的文章，视为才俊，亲点他为县学第一名。左光斗乃东林党中铮铮的人物，后被阉党魏忠贤残害，这些都对史可法影响很大。史可法任过地方官，饱经忧患，当他看到清兵长驱入侵，北京失陷，吴三桂叛国，“义愤填胸，目眦尽裂”;后来，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加大学士衔，成为南明陪都政治中心人物。但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内阁与将帅的不和，形成极其尖锐的矛盾，在这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史可法依然凭一腔热血，请缨督师扬州城。因为扬州是长江以北的重镇、南京的门户，要巩固南京，出师北伐，必须守住扬州。

　　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是清兵入关后，剿灭南明王朝的攻城战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坚强抵抗。从弘光元年(1645)4月15日到25日，就是著名的扬州十日保卫战，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一万多人，清豫亲王多铎多方劝降，史可法不为所动，但他清醒地知道，保卫战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只有抗战到底，以死报国。他曾一口气写下五封遗书给亲人：“……北兵于十八日包围扬州，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上决断也!”真是一纸家书余血泪，千秋正气壮山河。城陷，史可法欲自尽，部属强行夺其佩刀，拥其走小东门，清兵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多铎当面劝降，史可法严加拒绝：“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44岁。

　　扬州陷落时，史可法余部和城中百姓继续与清兵展开巷战，人尽失绝。多铎妄想杀一儆百，下令屠城十日，惨遭屠杀的百姓达几十万之多。繁华的扬州城陷入火山血海之中，这就是历史上称为“扬州十日”的悲惨事件。

　　如今，扬州的梅花岭上，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匾额的史可法纪念馆巍然耸立，两边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幅清人张尔荩所撰的对联名气很大。据民间传说，岭上梅花原是蕊心洁白，史公殉难后，梅花为其感染，瓣黄如故，蕊红似血。唐朝诗人徐凝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里“二分明月”象征史公的爱国忠心。江泽民主席曾多次吟诵这一脍炙人口的对联，1991年，他陪同金日成参观纪念馆，金日成题词：“史可法将军的爱国精神永放光芒”。1962年7月，郭沫若先生到此，适逢史可法诞辰360周年，他写了一首赞诗：“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堂甚堂堂。梅花岭畔遗香在，铁熕何时返故邦”。耐人寻味的是，清乾隆皇帝南巡扬州时，也到史可法墓吊唁，给史公加上“忠正”谥号，并亲书“褒慰忠魂”四字。

　　扬州保卫战四年之后，顺治六年(1649)农历正月初二，面对清总督陈锦亲率清军数万，兵临城下时，刘中藻领导的历时130多天的福安保卫战开始了。

　　刘中藻，今福安市苏阳人，和史可法有太多相似之处，他比史公晚生4年，同样是崇祯年间进士及第，史公就义四年后，他也和史公一样“城亡与亡”，慷慨就义。

　　刘中藻踏入仕途的第一份苦差事是奉使犒师辽东，此时明朝的形势是，曾令清兵闻风丧胆的袁崇焕已被多疑而急躁的崇祯皇帝处以凌迟，自毁了长城，而镇守辽东的洪承畴已剃发归降了清太宗，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他明知辽东边关已岌岌可危，但又无力安抚吴三桂或没法加强守边力量，唯一可行的只有洁身自好回朝复命。

　　回朝之日，正是李自成攻入北京之时，刘中藻和许多京官一起被农民军逮捕，但他很快设法逃脱，回到了家乡福安。

        扬州失守后，不到一个月，南京陷落，弘光帝被杀，南京的南明之朝终结。但南京抗清复明的烽火还是此起彼伏的。浙中义师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福建则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皇帝位，号隆武。同一时期，明宗室中朱亨嘉起兵桂林，益王朱由本起兵建昌，韩王朱本铳称帝巴东……他们都举抗清复明大旗，但都想做皇帝，互不臣服，如何将这些力量团结在一个旗帜下，这是头等要事，隆武帝朱聿键是明太祖第九世孙，少年时代饱经忧患，有察人之明，善于言词，对各阶层都有号召力，又是鲁王之叔父，应该说称帝名正言顺。刘中藻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临危授命，接受隆武帝派遣，冒着生命危险，到浙江游说鲁王，这是国难当头刘中藻为明王朝做的第二件苦差事，但虽然历尽千辛，尽其所能，依然无果而归。

　　在隆武帝政权内部，有黄道周、张家玉等文臣一派，又有郑芝龙、郑鸿逵、郑彩等拥有实权的武臣一派，武臣们为保存实力，谋取个人政治资本，按兵不动，致使隆武帝北伐抗清宏图成为一纸空文，著名的忠烈之士黄道周实在看不下去，自请出关抗清，隆武帝只好给他空札数百道，教他自己去筹饷、募军。人民支持黄道周，拿木棍、扁担做武器，参军参战，时人称之为“扁担兵”。浙江斡旋回归后，隆武帝擢刘中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金、衢，也是空衔一项，刘中藻只好回到福安，倾尽家财，又动员乡绅出钱出力，招募军队，依靠福安人民和闽浙山区的少数民族，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抗清劲旅，收复了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7个县，展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干。

　　1646年农历六月，清兵渡过钱塘江，鲁王被击溃，退守海崖，由于郑芝龙与洪承畴勾结，隆武帝也被击溃，退守海崖，是年8月死于福州，弘光政权宣告覆灭，此间，刘中藻仍坚守福安一带，到1649年，除福宁州诸县尚在刘中藻手中控制外，周边地区已被清军占领，刘军完全陷于孤立，于是不可避免迎来了福安城保卫战。

　　福安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生态优美的县城，特别是一条富春溪，源流丰沛而清冽，从北绕过西南环城而过，溪面宽广，形成护城的天然屏障，城池对岸的坂中，沿溪有千把亩的原始森林，古树名木众多，宋朝诗人郑寀如此描绘：“韩阳风景世间无，堪与王维作画图。四面罗山朝虎井，一条带水锁龟湖。形如丹凤飞衔印，势似苍龙卧吐珠。此处不堪为县治，更于何处拜皇都?”

　　然而，福安在建城伊始，就犯了军事上的错误，福安是1245年从长溪县析出的，时尚未有城墙，直到明正德年间，为抵御倭寇而应急修建的，也许没有考虑周全，采取了“留龟放鹤”，也就是把龟山围在了城里，将鹤山放置城外，鹤山就成了攻城者窥视全城的“瞭望台”，再加上福安固有的地势，自然成了易攻难守之地了。

　　刘中藻本可在清军围城之前率军撤入山区与敌周旋，但他还是决意坚守福安城，这除了和史可法一样抱着“城亡与亡”的大节大义外，他认为局势上还有“时变”的可能。此时，广西的桂王朱由榔建元永历，称帝于肇庆，永历帝是明神宗之孙，成为全国抗清力量新的旗帜;隆武帝遇难后，他的胞弟朱聿锷逃到广州，建元绍武，继就监国位;鲁王虽被击溃，但又起兵舟山群岛，刘中藻被鲁王封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基于这种局势，刘中藻采取保存实力，坚守福安城，以待时变，重使反清复明烽火再度连成一片。

　　陈锦当然知道刘中藻的军事才干，他提兵距福安十里下寨，树栅栏，挖濠堑，围而不打，以消耗仗拖垮明军。

　　然而，南明大势已去，“时变”的机遇始终没有出现，孤城与孤军，福安城保卫战历时130天，外援断绝，二万精锐之师损失过半，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刘中藻为了保护无辜的福安人民免受屠城之难，作出了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报效明王朝和桑梓的决定。

　　顺治六年(1649)农历四月十日，刘中藻在致书清总督陈锦之后，遗嘱家人：“我死无易衣冠，扶坐中堂，使人见我大明威仪也!”穿戴好明朝官服，吞金屑从容自尽。清军攻破城后，“主兵者疑有诈，迟久乃振旅入城，见公衣冠俨然，颜色如生，须眉欲竖，皆惧而罗拜”。面对如此壮烈之场面，我想，陈总督应该也会肃然而敬，善待忠魂的。

　　青山有幸埋忠骨。如今，福安苏阳村简朴的刘中藻墓仍保存完好，墓丘平且呈“风”字形，三合土构筑。墓坪前有两根圆柱形尖顶石柱、屏墙和碑亭。亭后壁中间立清乾隆十五年(1750)墓碑，两侧立墓志照壁所题：“忠比文山”，我想，最好再题一句“魂追宪亡”(史公字宪之)，同时代的两位将军一定会乐意的。